鲁桂珍是我们南京人，应该讲和我还有一段因缘，不，应该是我和她的后人还有一段因缘。这个原本是不知道的，只知道李约瑟写《中国科学技术史》背后有一位中国女性。那日在书店里闲逛，看到一本关于李约瑟的图书，因知道他写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也就毫不犹豫地买下来了，这本书名叫《蓝碑——她引出了李约瑟》，是钱雯写的。读过后很感动，因为鲁桂珍是南京人，因为鲁桂珍引导李约瑟认识中国，因为她协助李约瑟完成了《中国科学技术史》这部鸿篇巨制，也因为他们之间的爱情故事。

　　读的过程中，我无意中从彩插里看到我同学的身影。想不到鲁桂珍不但是南京人，她的侄外孙女还是我的同班同学，她的名字叫崔嵘。对照书中的故事，我才知道当年为什么崔会有半年没有上学，那正是鲁先生在国内，在南京的日子。通过这本书，我还想起当年和崔嵘到过她在杨公井的小洋楼，那时那里还是一个有很多人合住的房子，这就是书中所提到的鲁桂珍的家了。

　　鲁先生是鲁家的大小姐，父亲鲁仕国早年从事过多种行当，开过洋书店、西餐馆、南货店等等，还经营过保健品和小百货。凭着对化学的热情，他请人化验雪花膏的成分，进行自己配制，获得成功，从此走上安定富裕的小康生活。也许是天意，很小的时候鲁先生就对《中华药典》发生浓厚的兴趣，这成为她以后作为北京协和医科大学高材生的最好印证。在协和她遇到了师姐林巧稚。在那里她对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发生了浓厚的兴趣，成了李时珍迷。正是对李时珍的深入研究，加深了她对祖国医学的理解。

　　她结束了协和的医学专业训练后，辗转来到上海仁济医院，从事生物化学临床研究，并很幸运地进入了当时第一流的医学研究机构雷士德医学研究所工作，被分在生化营养组。1937年，她进入英国剑桥大学生物化学系，成为李约瑟妻子多萝西·莫伊尔（李大斐）的学生。在那里，她第一次与李约瑟见面，当时他还叫约瑟夫·尼达姆。

　　南京的沦陷引起了约瑟夫对中国的关注，同时让他对中国的科技产生了兴趣，当然这种兴趣只是一种疑惑，像拥有鲁桂珍这样女性的国家，为什么没有产生现代科技。这个话题成了他们下午茶争论的题目。鲁桂珍对这个看法当然不能同意，讲了中国的火药、造纸术、印刷术、指南针，说得约瑟夫目瞪口呆。我想这也是李约瑟为什么把火药、造纸术、印刷术、指南针并称为中国四大发明的原因了。这也促使了约瑟夫对中国的研究，他要从中国的历史入手，他要学汉语。鲁先生顺理成章地成了他的汉语老师，并为他取了一个中国名字——李约瑟。从此两人结下了不解之缘，也使李约瑟和《中国科学技术史》结下不解之缘。

　　正如《蓝碑——她引出了李约瑟》前面引用剑桥大学李约瑟研究所所长何丙郁的话那样，“鲁桂珍对中国科技史的最大贡献就是引出了一个李约瑟。假如也没有在1937年去英国，恐怕科技史上不会有一个李约瑟，而仅在生物化学界有一个约瑟夫·尼达姆”。这是对鲁桂珍的最高评价。

　　在交往中，鲁桂珍和李约瑟结下深厚的感情，但李约瑟忠于自己的太太，鲁先生对老师的敬畏之情，使他们不越雷池半步，即使在大斐生患重病痴呆后也相敬如宾。直到大斐去世两年后的1989年9月15日他们俩才结为百年好合，这时鲁先生86岁，李约瑟92岁。结婚两年后，1991年11月28日鲁先生去世。她的骨灰安放在李约瑟研究所庭院的一棵菩提树下，和她的导师李大斐的骨灰安放在一起。花坛的围栏上安放蓝色的墓碑，上面写到，“此处安葬着鲁桂珍·尼达姆的骨灰”。4年后李约瑟去世，菩提树下又多了一块蓝碑。

　　在北京朝阳门的一个王爷府里，我们见到了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的张柏春副所长，这位中国科学技术史研究领域的顶尖人物，东北大汉子，当年也参加了《中国科学技术史》的翻译工作。每每提到这部巨著，总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滋味。他和当年主持《中国科学技术史》翻译的老先生们一样，耿耿于怀的是中国没有一部中国人自己写的科学技术史，中国的科学技术史还是靠一个老外在写，这不能不说是中国的悲哀。聊以自慰的是，如果没有一个中国的一个小女人，也就没有一部皇皇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这已经成为一个定论了。
　　在《蓝碑——她引出了李约瑟》这本书中有一幅照片最感人，那是两个人的背影，一位高大老人的旁边依偎一个弱小的老太太，他们相依相随，共同组合成一个人字。